制度改革的时代特别需要知行合一。可以说，正是1979年以后中国巨变的形势，造就了像蔡定剑这样知行合一的宪法学家，让他在法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手把红旗涛头立，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作为学者型的官员和管理型的学者，他既能摆脱衙门习气和刀笔吏心态，同时又能发挥一个纯学者所不能发挥的媒介作用和影响力，大幅度缩短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他在不经意间还建造了一扇中国式的“旋转门”，让国家权力机关与大学校园之间出现了人来人往、思想交流的绿色通道。至于知与行究竟能结合到什么程度，在这本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访谈集里，你可以找到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        我与定剑相识十五年。作为同乡、同学、同道，我为他英年早逝而深感悲痛，还有政法界同仁的悼念，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但透过大众传媒的报道和互联网资讯可以看到，还有许多素昧平生的人们也在各地、各行各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为定剑哀思，其规模，其程度，似乎有些出乎意料。尤其是“世上已无蔡定剑”这句简短而意蕴复杂的标语，给人以非常深重的震撼，也给人留下了极其广阔的想像空间。或许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其存在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一旦他离开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就突然呈现出来，让你我都触目惊心。像蔡定剑这样富于理想精神和良心的官员已经失去了。像蔡定剑这样富于操作技能和理性的宪法学者已经失去了。官方和民间都应该开始自问：还有什么可以失去？还有什么可以得到？在这个意义上，对一个人的悼词，会化作对一个时代的挽歌。

依我所见，斯人已去所造成的损失之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而日益彰显。由于他有着为民主法治的信念而不眷恋官位、不畏惧牺牲的经历和高风亮节，会产生很强的凝聚力和说服力，无论他提出多么温和的意见和建议，都比较容易被急进派所接受，可以在政治观点交锋中扮演调解者、仲裁者的角色，促进理性对话以及共识的形成和维持。反过来，由于他有着法律专业素养和从政经验，无论别人提出多么急进的意见和建议，他都可以因势利导，并在进行技术性加工处理之后适当转写到制度的框架里。这意味着他有可能成为国家体制转型之际的第一批中国式“忠诚的反对党”，或者说摈弃了民粹主义、复仇主义等情绪化偏颇的“理性的民主派”，确保渐进的政治变革能够“软着陆”。可惜他的身躯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无法在未来的格局中折冲樽俎、协调阴阳。他个人的纠结和烦恼倒是已经一了百了，但我们这个国家的纠结和烦恼或许将会千倍万倍。

翻阅这本访谈集的原稿，我会回忆起与定剑共处的那些时刻，虽然不多、不长，但却每每印象深刻。记得2007年5月他邀请我到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讲演，一路上通过手机接受了几个记者的采访，有关于立法草案的，也有关于热点案例的。2001年初夏，日本广播电视大学拍摄关于中国法的教学片，我和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六本佳平教授曾经就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议决程序采访他，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小楼里侃侃而谈的情景也恍如昨日。我们初次见面是在1995年早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的一场法学国际研讨会上。那时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位中坚干部，毫无思维僵化的缺陷，既能保持清醒的批判理性，谈吐又很温文尔雅且富于建设性，这次晤谈使我对他产生了很强的好感，也对中国法制发展的未来产生了很强的信心。

2009年４月我正式到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就任之后，因为他在上海有地方代议机制的合作研究项目，我们数度重逢，有时在讲演会上，有时在咖啡馆里。最难忘的是当年５月９日我到北京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研讨会”并就风险社会与法制问题发言，定剑也在演讲嘉宾之列。他在结束语中，针对围绕司法改革的言论风向变化颇有微词，强调尽管中国的改革应该渐进和根据客观情况有所调整，但学者还是应该有所坚持，在原则问题不能做墙头草、随风倒，令整个会场为之一怔。当时完全没有想到那时他已经身患绝症，在两个多月之后被诊断出胃癌晚期。在其后殊死搏斗的一年半时间里，他的确践行了自己的主张，为民主法治的理想和原则始终有所坚持，并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与定剑的最后一次见面在2010年10月24日上午。应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之邀，我出席23日在和平宾馆召开的关于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国际研讨会，因得知定剑病情再次恶化，约好两位朋友次日早上９点分头出发到他家中探视。当天清晨天气骤变，寒风频袭，阴云密布，到８点钟外面依然一团漆黑，如同深更半夜，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定剑打电话给我们，说在这样的天气里就不必来吧。这是他的好意，但我因到北京的机会和比较有余裕的时间不多，还是坚持去了。出租车开着灯行驶，快到安慧里时天才转亮。在书房兼客厅里，定剑忍着剧痛与我促膝谈心，从未完成的研究项目到筹备中的会议，从家庭到朋友。在提到正在巴黎政治学院留学的儿子蔡克蒙时，他忍不住掩面而泣。

他是一个极其坚强而乐观的人，即使知道死神的脚步在迫近，也依然神态自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落泪，而且如此难以自抑。感情稍微平息后，他介绍了克蒙的近况，希望爱子学成后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因为傍晚在上海还有外事活动的预定，我不得不搭乘中午的航班离京，聊到不能再迟的时候，定剑不断催促我动身。在告别之际我拥抱了他一下，眼泪再次涌出。他忍住伤感告诉我怎么走出小区打的，让司机如何行车才最快捷。坐上出租车后，我收到他的短信，把通往机场的路线写得一清二楚。在登机口，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已经顺利赶上航班，他很高兴，又互相说了祝福的话。没有想到他的病情急转直下如此快，这一声珍重竟成永诀。

花圈、悼词、追思会、纪念文集在不断提醒我：“世上已无蔡定剑”。但是，他的音容却仍然长留这个世界，在照片和录像带里，在专著和论文里，在中国法制与社会发展的轨迹里，在星红和克蒙以及每一位亲友的记忆里，当然也在这本即将付梓的访谈录里。尤其是他对中国法制与社会变迁的具体思想和论述，将会逐步化成新制度的建筑材料，不久后势必以另一种形式大放异彩。现在盖棺而论定，他的人格文章是已垂不朽的了。而作为同乡、同学、同道，我宁愿相信他将永远活在我们中间，还会继续与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同呼吸、共命运。

是为序。

季卫东

写于2011年元月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