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权成为传统文化的坚固屏障的时代，法律秩序的正当性危机即使发生，它的波及范围也仅限于内政。但是，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加入ＷＴＯ接受全球化洗礼之后，法律秩序的好坏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之一，直接影响到综合国力的评估结果。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这两个方面，后者与法学理论有着更直接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法律秩序正当性的危机就是软实力匮乏的危机。

众所周知，“软实力”概念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教授在１９９０年首先提出，并在２００４年出版的专著中加以洗练和铺陈，形成体系化的学说。软实力主要表现为国际政治中某个国家展现的不同层面的文化和政治上的魅力、信息正确所带来的声誉以及普遍性价值观的影响。类似的想法还可以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以国内政治为主要对象提出的“文化主导权”（cultural hegemony）学说中找到。上古中国孟子提倡的王道论，指陈霸者黩武的局限性，强调以德服人的意义，并兼顾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这两个方面，与软实力和文化主导权的思想也有些灵犀相通之处。

在改革开放时代，即１９７８－２００８这二十年期间，中国硬实力的增长是很快的。据２００７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出口总额已经仅次于美国和德国，而国内生产总值也接近世界第三位；轿车销售量在最近５年增长３倍，成为世界第二大轿车市场；外汇储备在最近两年倍增，已经达到１兆５千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尽管存在能源和环境这两大瓶颈，也存在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担忧，但中国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很强劲，并且可望再持续一段时期。载人宇宙飞船和月球探测器的成功发射还显示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科学技术水准已经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另外，最近５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２２％，国防开支年均增长大１６％，政府在国内外实现政策目标的实效有了明显的提高。总之，在经济、科技以及军事等主要方面，中国的硬实力迅速增强，已经让世界刮目相看。

但是，目前中国在信息流通、思想创新、各种文化的吸引力以及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影响方面，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进步比较缓慢，与硬实力的上述辉煌成就相比显得很不相称。尽管最近几年中国的海外形象有些改善，甚至国际社会还出现了对“儒学复兴”以及“北京共识”的关注和赞扬之声，在国内强调民生与和谐也赢得群众支持，但从整体上看、客观地说，中国的软实力依然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在制度竞争中落后太远，尚未取得娴熟运用国际通行的现有游戏规则获胜的明显优势，也还没有展示某种真正得到公民广泛认同并具有国际感召力的秩序范式。这次奥运圣火传递过程的大小风波，虽然起因于民族利益和文明之间的碰撞，不足为奇，但也构成中国硬实力与软实力失衡的一个令人难堪的证明。

软实力的外延和内涵都很广泛，我们需要聚焦到法学理论上，集中讨论某些最关键的规范因素。虽然约瑟夫•奈教授认为软实力是不可管理和控制的，但他同时也承认国家政策本身对软实力的消长能产生相当程度的甚至是直接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法学的角度，特别是从法律与政治、法律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思考以及解决软实力问题。在把软实力概念引进法学理论研究领域之际，无论如何都有一个关键词不容回避，这就是“权威”（authority），即令人信服、尊重以及自觉遵从的威望、声誉、地位或者力量。

权威以自发、感召以及正确为特征，不等同于带有政治强制性的权力（power），不妨理解为一种软实力。只有被认为具备充分正当性的权力才称得上具备权威。因此，权威与正当性论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由此可以推断，以限制权力、实现正义为目标的法治秩序的基础或者本质存在于权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牛津大学法哲学讲座的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教授提出“作为权威的法律”（Law as Authority）的观点，是很中肯的。有充分权威的法律不必借助赤裸裸的强制手段去取得实效，因而可以构成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