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反思以及法学共同体的构建
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纪念日。联系到建国六十周年和新法制建设三十周年的庆典,在今年纪念五四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五四运动曾经喊出“打到孔家店”的过激口号,也曾经指出“民主与科学”这一新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因此,五四运动的本质在于启蒙和革故鼎新。其思想结果就是宪政爱国精神。其政治结果就是共和国全面推行启蒙主义体制。
后来,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又导致了第二次启蒙运动――告别激进,倡导...
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纪念日。联系到建国六十周年和新法制建设三十周年的庆典,在今年纪念五四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五四运动曾经喊出“打到孔家店”的过激口号,也曾经指出“民主与科学”这一新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因此,五四运动的本质在于启蒙和革故鼎新。其思想结果就是宪政爱国精神。其政治结果就是共和国全面推行启蒙主义体制。
后来,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又导致了第二次启蒙运动――告别激进,倡导...
引言和答谢词
为了在市场化和法制化的背景下考察当今中国律师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相关因素的影响,我利用所属大学的研究经费资助项目,在2007年2-3月期间(调查数据资料的截止日期是2007年3月31日)对八个具有代表性的省、直辖市律师事务所的组织条件和经济基础进行了问卷调查。先后总共发放了1674份问卷,获得1337份有效答案,回收率是88.5...
曾经备受舆论关注的福建黄金高案,在时隔三年,几乎被人淡忘的时候,再起波澜。根据《财经网》的报道,“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南平中院)日前启动了对其财产刑的执行,查封了三处房产,但相关房产的产权人对此提出异议。”
目前还无法厘清这一具体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但无论如何,这个备受争议的案件再次浮出水面,引发关注,确实值得思索。
下文是三年前的旧作,但中国的很多制度问题并未时移事易,旧案重温别有一番...
五 并非结论的结束语
本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在中国经验,目的则是为对有关素材的法社会学分析提供一套概念和分析的工具性框架。
通过以上的初步考察,笔者认为,中国的秩序原理是强调信任的,但法家的“信赏必罚”、“积小信成大信”,侧重于主权者树立威信,却忽视了社会平面关系里的人际互信;而儒家的“无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却只适用于庶民教化、并不适用于应该通权达变的管理精英阶层。两者各持一端,导致全社会...
四 对信任与法治秩序的重新定位
人们的信任形态是丰富多彩的,建立和维护信任的机制也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
从1990年代中国市民价值观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到这样的思想倾向,与传统的文化观念一脉相承:对特殊人格(例如亲人、领袖)甚至实效权力(例如军队、政府等具有非常强的威慑性和报偿性的强制机关)的信任度较高,而对法律制度(尤其是公信力和执行力较弱的审判机关)的信任度偏低。的确,信任在本质上是对自然秩序、道...
在欧洲学界,研究信任问题的先驱者公认为格奥尔格•齐美尔。他在1908年付梓的名著《社会学》中,透过秘密结社、利益集团、家庭等小圈子现象考察信任的凝聚力,对基本概念给出的定义是:“信任即那种足以成为实际行动的基础的、关于将来行动确实性的假设,是有关人的知识与无知之间的中介项”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信任被理解为具有两面性:既以信息为前提,又包含推测和直觉性判断...
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原理一直强调信任这个要素。不过,对信任概念的理解,儒家与法家之间差异很大。
儒家强调的是朋友(也含有师生、长幼的等级间互动成分在内)相处的行为尺度 ,即个人与个人(特别是作为有教养阶层的“君子” )关系上的信任,构成社会组织和秩序赖以成立的支柱 。在这里,朋友的“信”不妨分为以下两个侧面来考察:第一、因人格、个性、志同道合以及群体内部的情谊而产生的安全感...
人类生活以基本的信任为前提。
在中国,由于亲子之情可信,产生了养儿防老的观念 ;由于朝夕四季之序可信,出现了顺时而动的模拟(analog)治理方式,即与自然韵律合拍行事的所谓“时政纲领”。到现代社会,对银行系统的信任,促成了货币经济的发达和金融资本主义体制;对科学真理的信任,加强了通过论证性对话达成共识的普遍主义倾向、沟通行为以及民主程序。也可以说,正是信任构成了安全感和秩序的基础...
中国法律秩序始终以一种很特殊的情境设置为前提。
虽然自春秋时代后期开始的编户齐民运动是以掌握民力、课征赋徭为目的,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帝制时代的中国也颇具有“租税国家”的属性,但是,为了解决财政困境,实际上历代朝廷都采取承包的配额征收方式,并按照“自力更生”的方式开辟财源,试图摆脱行政开支对税收规模的依赖。换句话说,中国采取的其实是“有产政府”的制度设计。大概以汉武帝时代的均输平准法为明显的起点,政...
实际上,这样的主张不仅是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也还可以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进行论证。在考虑彻底化的个人自由和通过讨价还价形成秩序的时候,有两个问题是无从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行动规则的本质应该如何把握?另一个问题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过程以什么为构成单位?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不得不超越单纯个人自由的范畴,需要在博弈理论之类的行为科学里另外增加些其他层面的因素(包括文化遗传基因以及...
既然权威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那么我们有必要深入考察一下拉兹关于法律的权威性的主张,并且借助他提供的分析框架来讨论中国法律的权威性问题。
拉兹继承了英国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传统,与此同时,他还把视角扩展到政治哲学领域。这样兼顾政法两方面的可操作性的理论体系适合作为我们探索中国法学走向的出发点和参照物。根据拉兹的分析(详见深田三德编译《作为权威的法――法理学...
在主权成为传统文化的坚固屏障的时代,法律秩序的正当性危机即使发生,它的波及范围也仅限于内政。但是,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加入WTO接受全球化洗礼之后,法律秩序的好坏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之一,直接影响到综合国力的评估结果。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这两个方面,后者与法学理论有着更直接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法律秩序正当性的危机就是软实力匮乏的危机。
众所周知,...
不得不承认,在有关部门强调职业法律人的培养、法律院系的在校学生普遍关注司法考试的背景下,当前的中国法学理论显得有些郁闷。
尽管2005年以来围绕“向何处去”的设问,曾经展开过一场颇热闹的讨论。然而时过境迁,不仅所谓法学的理想图景依然在虚无飘渺之中,连发展的主流方向也还没有确定,至少是还没有形成必要的基本共识。在大学教育体系中,受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的冲击,...